[66]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公安机关决定不予协助的，监察机关不能以监察法第4条第3款[35]的一般协助义务条款为依据要求公安机关必须予以协助。鉴此，应确立警监协助申请程序的单方性、单向性和要式性规则。
其三，回复程序规范化。[30]为适应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监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要保证证据的合法性与可靠性，部分情况下需要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配合。其二，协助请求的单向性规则。（4）其他因法定原因不能提供协助的。主动移送的情形包括：（1）职务犯罪线索移交，即根据监察法第34条第1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线索，应当移送监察机关。
[17]参见关保英：《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江淮论坛》2014年第2期，第109页。其四，特殊情况下的协助申请规则。[62]公物管理权的行使必须始终以服务公用目的之达成为最高准则。
既要防范公权力滥用抑或遁入私法、逃避公法约束和责任，又要保障私权行使基于合理限度。[76]对国有运营资本，关键在于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不断提升国有资本的公司治理水平，增强政府运作管理国有资本的能力，保障国有资本投资者的权益并促进社会多元利益协调发展。[36]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公有产权配置中落实责任的关键是要着眼于平等原则，让政府与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一样为其行为负责，不能基于行政特殊性为其开脱责任。政府对公物的控制主要在于维持秩序和确保公平。
(2)使用者对公物的利用一般是非排他的，使用中需要与其他利用者共享并承担较高容忍义务。[30]当然公众用公物也包含那些可能存在使用者付费的公共设施如高速公路、停车场等，但非经法律明确授权，私人不得从中取利即举办者或出资者不得从中直接或变相获取资本收益，[31]此种收费亦不属于私法上的付酬行为。
[79]参见刘尚希、樊轶侠：《公共资源产权收益形成与分配机制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18]参见鲍家志：《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与用益物权制度》，《河北法学》2016年第2期。[64]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论》，《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2)何以利用？即如何具体构建利用秩序，包括公共财产的获取程序和方式、利用的具体规则及其监管等。
同时要贯彻有偿使用的原则，通过完善的价格机制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外部成本以及预期收益。[63]故而政府在公物管理中对公物用途之变更处分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同时行政权的行使必须有法律授权。[46]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印度等国立法对这一原则亦有所采纳。[66]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3]鉴于不同性质财产权的体系化差异和研究主旨，本文在研究中排除了强调集体成员身份特征、以成员权为基础的集体产权，故本文的研究对象实然为国有产权，后文所称公有产权亦限于此范畴。但是，对公共财产的利用显然属于公共事务范畴。
[26] Joseph L. Sax, 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 in Natural Resources Law: Effective Judicial Intervention, 68 Michigan Law Review, 484-485(1970). [27]参见邓峰：《国有资产的定性及其转让对价》，《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在公有产权配置中如何有效提升数据挖掘、传递、应用和分析能力，实现让数据发声，从过去的数据封闭、大概决策转型为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和数据决策，就成为亟待阐释并回应的新课题。
二是基于预算、社保等制度于再分配过程中实现共享。[38]参见张曙光、程炼：《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中国地权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4期。[24] See J. W. Harris, Property and Justice, Clarendon Press, 1996，pp.100-118. [25]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的财产本文暂不施以研究，后文所称公共财产均为全民所有之财产。而公众作为受益人，其所享有的受益权乃是根植于其所享有的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这是一种保留的所有权，它时刻制约着政府的管理权。它与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来源的诉求有关，尤其具有税收作用，以实现国库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基于公共财产管理的角度对此略有回应，但亦欠缺具象性。
其行为必须纳入协商式民主和可问责的法治轨道中。相较于公有的归属标准，用途标准更关注于财产在目的上的公共性即公用，不仅祛除了过往依所有权人身份厘定公共财产范围的僵化，而且消弭了对使用者利益的漠视，化解了所有人滥权专断之风险，从而更为眷注于财产使用人使用利益之保障以及对财产管理人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究其根源在于公有产权制度残缺，公有制尚未有效落实。民众对国有私物收益取得、分配、使用显然最具发言权。
[38] 法律作为利益调节器，往往会改变人们之间的产权构造，易言之，会对人们之间的法定权利施以剥夺、赋予或改变。[83]参见刘剑文、王桦宇：《公共财产权的概念及其法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70] 2.公众的公物合理使用权何以运用 作为国有公物的实质所有权人，公众对公物享有合理使用的权利，此种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动。[57]另一方面，国有私物的公益性特质亦为现代国家普遍干预其利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提供了较好的旁注。其次，要建构一种有效的监督财产管理人——政府——的机制，敦促其为实现公共财产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效果而依法采取一切必要且妥当的管理行为。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
[64]众所周知，对特定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地方人大是否有权施以立法限制正是备受争议的黑龙江风光案[65]之核心要旨。为达至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必须着眼于全民整体利益之实现层面对关涉资源分配、利用、收益分享之规则进行统一构造，建构彰显公平、富于激励的利用秩序。
检视我国既有法律文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社会主义公有制(第6条)到国家所有规范(第7条、第9条、第10条、第16条)，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国家所有权规范(第45-57条)对该权利行使之问题鲜有有效回应。【中文关键词】 公有产权。
不可否认，公共财产的核心特质在于其服务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性。第770条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可以对其进行一般利用。
[32]尽管囿于文化和传统等差异，理论界对公物性质的认知不尽相同，形成公所有权说管理权说人民所有权说等诸多学说，但其目的都是为保障公民享有利用公物之权利，约束公物管理机关之恣意。[75]法律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以及保护、实现某种利益。既要担保民营主体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开放的市场中开展适度有序竞争，又要履行普遍服务的担保义务，担保公民能够获得持续不中断的公物给付服务。为充分践行落实全民收益共享之原则，着眼于预算支出，建议建立全民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定向使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
[76]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论》，《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79]此外，在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广泛多元的场域下，为平衡协调各主体利益冲突，切实保障民众共享收益和发展成果，在公有产权预算过程中尤其要有效赋予公众参与和表达诉求的权利。
[35]公有产权配置首先要有效考量并回应下列问题：(1)何人可利用？即公共财产权利的具体归属及分配，蕴含主体资格、客体范畴等。这无疑是对既有国家所有权制度的逻辑扩展与理论延伸。
在我国，对涉及作为公物的自然资源的目的性用途变更等重大事项，作为下位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均无权代表全民意志，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22]参见杜宇：《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一种基于方法论的扩展性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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